1949年2月26日，毛泽东函告周恩来说：“少奇修改《政策汇编》（拟可用此四字为书名），请印数十份，作为清样，发给二中诸同志。正式出书，可在二中后一二星期内”。1毛泽东在这份信函中提到的“二中”，就是指即将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在中国人民革命取得全国胜利的前夕，中国共产党召开的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是为建立新中国奠基的一次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会议。
中共中央酝酿召开这次会议，从1948年9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就已开始。当时，正值全国解放战争临近最后决战的关头。这次政治局会议对此前毛泽东向全党提出的5年左右（从1946年7月算起）从根本上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估计作了进一步的论证。认为根据头两年的战争形势，这个估计是稳健的、实际的，并有提前胜利的可能性。为了不使因胜利推迟而不耐心，又不使因胜利太快而没有准备，政治局会议在确定为实现这一战略决策的各项方针、政策的同时，还对夺取全国政权后如何建设新中国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和探讨。会议首先听取了毛泽东的报告，然后围绕着这个报告的主题，即如何实现战胜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任务以及胜利后中国共产党准备实行的基本方针和政策，进行了充分的讨论。刘少奇就上述主题作了全面的发言，特别是他对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经济构成、主要矛盾以及如何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等重大问题的阐述，毛泽东听后均表示赞同，认为关于经济成分的分析尚需作进一步的考虑，并请刘少奇草拟文件，以便提请七届二中全会讨论。中共中央政治局九月会议后，战争形势迅速发展。10月底，中共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对战争胜利的时间重新作了估计，认为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的任务可能提早一年完成。要求各中央局“应有精神准备，从而加速组织准备，并以此种精神教育干部”。11月2日，辽沈战役胜利结束。14日，毛泽东为新华社撰写的评论《中国军事形势的重大变化》中即向中外公开宣布，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革命力量有信心有把握提前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提出：“原来预计，从一九四六年七月起，大约需要五年左右时间，便可能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政府。现在看来，只需从现时起，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可能将国民党反动政府从根本上打倒了。”
根据形势的发展，在1949年1月初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对召开七届二中全会作了具体安排。l月8日政治局会议通过的由毛泽东负责起草的《目前形势和党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务》的指示中提出：“北平解放后，必须召集第七届第二次中央全体会议。这个会议的任务是：（一）分析目前形势和规定党的任务；（二）通过准备提交政治协商会议的共同纲领的草案；（三）通过组成中央人民政府的主要成份的草案；（四）批准军事计划；（五）决定经济建设方针；（六）决定外交政策；（七）其他事项。”政治局会议结束后两天，1月10日，淮海战役胜利结束，中共中央即向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工委、军分委、总前委、前委发出这一指示。此后不久，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平津战役胜利结束。这样，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全国解放战争，经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后，消灭了国民党军队的主力，国民党军的作战部队仅仅剩下100多万人，且分布在从新疆到台湾的广大地区内和漫长的战线上，已无法在战略上组成有效的防御，国民党反动统治从根本上发生了动摇，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的胜利已成定局。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全国胜利和新中国的诞生，解决中国共产党所面临的一系列新的重大问题，根据1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七届二中全会的准备工作亦随之加紧进行。会前，除由毛泽东起草了向全会所作的10条报告外，还编印了前面提到的由刘少奇修改审定的1948年以来党的《政策汇编》，毛泽东还提议将党的六大政治决议案印发参加会议的人员，作为讨论经济政策问题的参考。2月中旬起，中共中央陆续向在前线和各地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发出通知，要求2月底以前到达中央驻地。
杨尚昆回忆说：“二中全会的会务工作，恩来和弼时同志责成我具体负责。晚上，‘大办公’结束后，我又到恩来同志的住处，就会议筹备和后勤工作等请他指示，谈完已是凌晨2时了。”“第二天（2月12日），我约伍云甫、叶子龙、汪东兴共同商量，安排分工：住房和生活接待由伍云甫负责，机要文件的阅发由叶子龙负责，安全警戒由汪东兴安排。这时邓洁已到平津去调查情况，杨立三将去天津工作，李克农又抽去北平安排迁移问题，中央办公厅头绪繁多，实在感到人手不足。”“3月l日，东北、华北的同志都已到达西柏坡，盛况空前。我到代表驻地去看望他们。从东北来的林伯渠、洛甫、稼祥和富春等同志，从延安分手以来，我常常在新闻纪录片“民主东北”中看到他们，这次重新见面令人兴奋。大家谈到在辽沈战役打锦州时牺牲的朱瑞同志都很惆怅。这一天，为了保证七届二中全会的防空需要，东总调来的高射炮4门、高射机关枪两挺已经运到，还派一名师参谋长前来联络。他名叫杨尚德，和我只有一字之差。他说560团明日可到两河地区。我们商定对二中全会会场的防空阵地，设在东柏坡附近的山头上。”“3月5日上午，我最后检查了会场布置、警戒、新闻摄影等工作。下午3时，七届二中全会在周恩来同志主持下开幕。”
1949年3月5～13日，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一个面积不足85平方米的平房里召开，当年它是中央机关食堂。开会时由汪东兴、李树槐等四位同志值勤，来回巡视走动，负责会场的安全。走进会场，北墙酱紫色幕布上挂着的两面党旗，上面绣着“中国共产党”五个大字，党旗上方是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的两幅挂像。东西两侧墙壁悬挂四面党旗。幕布的顶端有两面锦旗，书写着“我们永远作你的好学生”和“没有人民的军队，就没有人民的一切”。正中央的主席台上铺着花毛毯，桌上一个笔架，两支蘸水笔。主席桌两旁各有一张铺白布的记录桌。主席桌前边是两排双人沙发，后边有茶几、长条靠背椅、木椅，高低不一。南墙上是一张向大会做汇报的全国敌我形势图，截止日期是1949年3月4日夜间12时，这是根据周恩来副主席的指示，通过各地汇报综合绘制的。那时的座位没有固定的位置，来得早了靠前，晚了靠后，还有自己带着宿舍的躺椅来开会的，散会后再带回宿舍使用。
现在保留下来的当时的历史照片上，有些可以看见会场的党旗上有“中国共产党”五个字，有些则没有。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这是因为开会以前，杨尚昆、汪东兴等人讨论设计的党旗，就是用红底衬金色镰刀斧头，加上“中国共产党”的字样，开会时就这样布置的。但是会议期间，与会代表认为，共产国际的旗帜是镰刀斧头，我们加上“中国共产党”，不太合适，这样就决定把“中国共产党”这几个字取消了。
七届二中全会的会场是由中央招待所所长陈心良布置的，最初挂的是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的照片。3月5日那天，毛泽东一看便提出批评，说开会不要挂我们的像，这样不好，应该挂马、恩、列、斯的照片。第二天就挂上了四位国际伟人像，可大家议论纷纷，认为毛泽东和朱德的像还是应该同时挂上，于是，会务人员又将毛泽东和朱德的像挂在两旁，结果再次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就在会议的最后一天，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大会通过了六条规定：（一）不做寿；（二）不送礼；（三）少敬酒；（四）少拍掌；（五）不以人名做地名；（六）不要把中国同志同马恩列斯平列。
3月5日下午3时，七届二中全会在周恩来的主持下开幕。到会的中央委员34人，他们是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林祖涵（林伯渠）、董必武、李富春、饶漱石、李立三、康生、张云逸、贺龙、陈毅、林彪、张闻天、蔡畅、邓小平、陆定一、曾山、聂荣臻、彭德怀、邓子恢、吴玉章、林枫、滕代远、张鼎丞、李先念、徐特立、谭震林、陈绍禹(王明)、廖承志、王稼祥、陈伯达。候补中央委员19人，分别为王首道、邓颖超、陈少敏、谭政、程子华、王震、张际春、云泽(乌兰夫)、赵振声（李藻华）、王维舟、万毅、古大存、马明芳、吕正操、罗瑞卿、刘子久、王从吾、习仲勋、刘澜涛。列席11人，分别为李井泉、杨尚昆、安子文、胡乔木、罗迈（李维汉）、高文华、陈刚、刘少文、李涛、傅钟、杨立三。记录员为曾三、廖鲁言、师哲、伍云甫。请假不能到会的中央委员10人，分别是陈云、徐向前、高岗、罗荣桓、彭真、刘伯承、郑位三、叶剑英、薄一波、黄克诚。其中罗荣桓、彭真、叶剑英、薄一波、黄克诚5位同志因为筹备党中央迁移北平事宜没有到会。请假不能到会的候补中央委员9人，分别为刘晓、刘长胜、粟裕、宋任穷、曾镜冰、陈郁、张宗逊、陈庚、肖劲光。停止到会一人：黎玉。由于康生、饶漱石等人的打击和迫害，致使党的七届中央候补委员、山东省委副书记黎玉在本次会议受到“停止到会”的错误处理。1986年3月13日，也就是七届二中全会闭幕整整37年后，黎玉病逝前2个多月，中共中央批准了《山东省委关于华东局1948年对黎玉同志的错误结论进行平反的报告》，恢复了他的政治名誉。
大会开幕后，周恩来向全会报告会议日程，到会情况。随后通过了增补廖承志、王稼祥、陈伯达、黄克诚为中央委员，通过了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为主席团的决议。毛泽东向大会作了中国共产党第七届第二次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报告。3月6～13日，会上27人发言。最后，毛泽东作了会议结论。全会肯定了1945年6月七届一中全会以来中央政治局的工作，认为中央的领导是正确的；批准了由中国共产党发起，并协同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及民主人士，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及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建议；批准了1949年1月14日毛泽东关于以八项条件作为与南京国民党政府及其他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军事集团举行和平谈判的基础的声明。全会还通过了《关于军旗的决议》，规定“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旗应为红地，加五角星，加‘八一’二字”。原拟提交全会讨论的共同纲领草案，因内容不能适应发展变化的形势，需重新起草，未列入会议的议程。3月8日，因为是国际劳动妇女节，大会休会一天。中央直属机关在西柏坡召开了纪念“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大会，中央妇女委员会主席蔡畅在会上讲了话。她回顾了中国革命走过的28年的曲折历程，归结到一点就是，中国革命今天能取得胜利的根本原因，除了前方将士英勇善战，解放区人民积极支援，全党艰苦奋斗之外，主要原因是有了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解放区妇女为夺取革命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和牺牲。她号召解放区妇女继续努力生产支前，把胜利的旗帜插遍全中国。
毛泽东向全会所作的工作报告，是七届二中全会的主要议题。报告“提出了促进革命迅速取得全国胜利和组织这个胜利的各项方针；说明了在全国胜利的局面下，党的工作重心必须由乡村移到城市，城市工作必须以生产建设为中心；规定了党在全国胜利以后，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应当采取的基本政策，特别着重地分析了当时中国经济各种成分的状况和党所必须采取的正确政策，指出了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方向。毛泽东估计了中国人民民主革命胜利以后的国内外阶级斗争的新形势，及时地警告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将成为对于无产阶级的主要危险”。
毛泽东的报告，是一篇建设新中国的纲领性文献，也是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在七届二中全会召开之前，随着革命战争胜利进程的发展，中共中央就为创建新中国进行着积极的准备。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人为此所做的思考和探索，就构成了他在这个报告中的重要内容。
毛泽东在报告中关于全国胜利后，党在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将采取的基本方针和政策，既有毛泽东个人的思考，也包括党内其他领导同志的研究和探索。上述这些问题的基本原则，虽然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中已经提出来了，但到七届二中全会前夕，中共中央在为创建新中国的准备过程中，通过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和探索，认识上向前发展了，理论、政策更系统化了。例如，在党中央酝酿和讨论如何组建新中国的人民政权的过程中，毛泽东进一步阐明了新中国政权的性质和构成形式，即国体和政体。他指出，“我们政权的阶级性是这样：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但不是仅仅工农，还有资产阶级民主分子参加的人民民主专政。”“我们政权的制度是采取议会制呢，还是采取民主集中制？过去我们叫苏维埃代表大会制度”，“又叫‘苏维埃’，又叫‘大会’，就成了‘大会大会’，这是死搬外国名词，现在我们就用‘人民代表会议’这一名词。我们采取民主集中制，而不采用资产阶级议会制。议会制，袁世凯、曹锟都搞过，已臭了。在中国采取民主集中制是很合适的。我们提出，开人民代表大会……我看我们可以这样决定，不必搞资产阶级的国会制和三权鼎立等。”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又作了更为准确的表述，并据此提出了全国胜利后，党在政治方面将采取的基本政策。
关于新中国经济建设指导方针，毛泽东在1947年12月陕北杨家沟会议提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三大经济纲领和新中国的经济构成的基础上，又吸收了刘少奇、张闻天关于新民主主义经济构成和社会主要矛盾等重要思想内容。如在1948年9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在阐述了新中国的政权性质之后，他说：“我们的社会经济呢？外面有人说是‘新资本主义’，我看这个名词是不妥当的，因为它没有说明，在我们社会经济中起决定作用的东西是国营经济、公营经济，这个国家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所以这些经济都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农村个体经济加城市私人经济在量上是大的，但是不起决定作用。我们国营经济，公营经济，在量上较小，但它是起决定作用的。我们的社会经济名字还是叫新民主主义经济好。”
在这次政治局会议上，刘少奇就新民主主义经济做了系统发言，指出新民主主义经济由国营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合作社经济、私营经济等四种经济成分构成，认为上述各种经济成分，以国营的社会主义经济为其领导成分。刘少奇在发言中说：“分析这些问题，其目的在于发现社会经济中的矛盾。在新民主主义经济中，基本矛盾就是资本主义（资本家和富农）与社会主义的矛盾。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胜利以后，这就是新社会的主要矛盾，农民是无产阶级的巩固的同盟军”，“我们的政策也就应该从这种基本分析中订出来”。
刘少奇的发言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毛泽东说：“新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问题，少奇同志的提纲分析得具体，很好，两个阶段的过渡也讲得很好，各同志回中央局后，对这点可作宣传。新民主主义中有社会主义的因素，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是这样，并且是领导的因素，而总的来说是新民主主义的”。毛泽东还说：“现在点明一句话，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完成之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就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外部就是与帝国主义的矛盾。”“我们努力发展国家经济，由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过渡到社会主义，这些观点是可以宣传的。至于经济成分的分析还要考虑，由少奇同志考虑。”
在这次政治局会议不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东北局常委张闻天在对东北的实际经验进行调查研究并做出科学分析的基础上，于9月15日为东北局起草《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上报中央。提纲中指出，东北经济在解放后由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小商品经济五种经济成分所构成。其中还从东北的实际出发，系统和科学地对各种经济形态进行了分析，指出：“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国家所经营的这种经济，已经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这种国营经济，是当前支援人民革命战争，争取胜利的最主要的物质力量；是城市无产阶级同乡村农民在经济上结成联盟的依据；是新民主主义政治的主要的经济基础；是新民主主义经济的支柱；是无产阶级在经济战线上反对投机操纵和资本主义进行经济竞争的最有力的武器。这是国家最可宝贵的财产。它的发展前途是无限的。”“现在的合作社，主要的是农业生产中的劳动互助组织”，“在城市中还有手工业合作社”，“供销合作社（或消费合作社）”。“把小生产者（主要为农民）组织在劳动互助组一类的合作社中的工作，今后必须严格根据自愿和两利的原则，使之继续发展”，“给将来农民的集体化准备若干有利条件。”“但把一切小生产者和劳动人民组织在供销合作社中的工作，今天更必须引起我们的严重的注意。”“在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之下的合作社经济，是在各种不同程度上带有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是国营经济的最可靠的有力的助手。”“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的特点，是国家为了经济上的需要，给私人资本家以进行生产或交换的一定的必要条件，而私人资本家利用这种条件，从生产与交换活动中挣得一定的利润，是国家根据同资本家依自愿和两利的原则所订立的合同，对资本家的活动进行必要的管理与监督。这种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方向，对于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发展是有利的”。“由于目前国营经济的力量还很有限，由于合作经济还不发展，由于战争与人民的各方面的需要，由于自由贸易的发展，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是必然的，在一定限度内还是必要的。”“同时，由于无产阶级在国家机构中政治与经济力量的强大，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也不是可怕的。我们目前对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方针，就是把必然要发展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引导到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方向，并限制在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范围之内，除把一部分私人资本引导到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上去以外，其他私人资本都应使之为战争与人民服务。”商品经济，“主要地是农民的小商品经济”。这种经济“在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下”，“是会要发展到社会主义方面去的”。“由于我们这里是国营经济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同时并存，所以小商品经济向着社会主义方面发展，还要经过比较长期的教育与斗争过程。”提纲中指出：“所有上述的五种经济成分，现在都应加以发展，但在发展中，我们在经济政策上必须实行一条明确的无产阶级的领导路线。”即“以发展国营经济为主体，普遍地发展并紧紧地依靠群众的合作社经济，扶助与改造小商品经济，容许与鼓励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尤其是国家资本主义经济，防止与反对商品的资本主义经济所固有的投机性与破坏性，禁止与打击一切有害于国计民生的投机操纵的经营。”
这份提纲立即受到毛泽东和刘少奇的高度重视。9月间，毛泽东在阅读这个提纲时，还充实和修改了以下六个方面的内容：实行国民经济组织性与计划性必须严格限制在可能和必要的限度内，国营经济首先要适应这种组织性与计划性；因为中国的广大及经济发展的不平衡，除开国家总的计划外，必须特别重视地方性的国民经济计划；使合作制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制度，决不是在短期内能够做到的，必须经过长时期的艰苦的组织工作与教育工作，才能一处一处和一步一步地做到；在批判小资产阶级或资产阶级路线时，又必须严格防止任何急性的“左”倾冒险主义；由于我们不仅只有农村，而且有了城市；由于有了多种经济成分，而且有了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特别是商人资本主义这一切情形，这使我们必须有无产阶级明确而周密的经济政策、经济计划与整套的经济组织去指导国民经济建设，绝不容许有任何的模糊和混乱。毛泽东修改后，刘少奇又进一步对提纲做了修改。
10月26日，毛泽东看了刘少奇的修改稿后，在写给他的批语中说：“修改得很好”，“‘决不可采取过早地限制私人资本经济的办法’，改为‘决不可以过早地采取限制现时还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经济的办法’。因为就我们的整个经济政策说来，是限制私人资本的，只是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才不在限制之列。而‘有益于国计民生’，这就是一条极大的限制，即引导私人资本纳入‘国计民生’的轨道之上。”修改后的提纲，虽然当时只印发给东北局、华北局和部分领导同志征求意见，但毛泽东及刘少奇、张闻天的研究和探讨，为七届二中全会对新中国经济方面的决策做了理论上的准备。毛泽东在报告中关于新民主主义经济的构成和经济建设的指导方针，正是吸收了这些重要思想，做了更加完整、准确的阐述。
围绕会议的主要议题，全会进行了认真的讨论。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先后作了重要发言。
3月6日，朱德在会议讨论时发言，指出：过去从城市到农村，是个大转变。现在从农村转到城市，又是个大转变。我们的工作要适应这个大转变。今后我们进了城市，取得全国政权，就有了自己的国家，就要搞好国防。要实行征兵制，建立自己的海军、空军、炮兵、步兵等，建立和训练国防部队，敌人来了就得打。他还说，中国是个多灾多难的国家，要把这样的国家建设好，有许多事情要做，我们的科学知识不够，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骄傲的人往往是幼稚的人。
12日，刘少奇在会上做了《关于城市工作的几个问题》的发言。他说，今后全党的工作重心是城市工作，要有城乡一体的观点。他还就城市的接管和依靠工人发展生产问题谈了自己的意见。他认为：“接收城市的问题，现已大体解决”，但“接收后的城市管理问题，现尚未基本解决。二中全会后，大家应努力学习解决”。他说：“我们党过去同工人很有联系，但后来被迫转入乡村。国民党在工人中活动了这么多年，散布了影响，工人内部也复杂起来了；而我们与工人的联系减弱了，我们的干部（包括中央委员在内）对工人工作生疏了，对工人的面貌也不熟悉了。所以必须努力学习，时刻注意毛主席关于依靠工人的指示，加强工人工作，使工人成为完全可靠的。其主要办法有三：尽可能保障工人的生活水平勿使之过低；深入广泛地教育工人；组织工人。”
13日，周恩来在会上发言指出：3年多来，党中央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大家非常团结，取得很大成绩。我们党的发展，不是突然而来的，而是在斗争中发展的。我们党内过去有错误，但我们有自我批评的精神。他说，现在我们正处于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走向完全打倒国民党的过渡时期，正在由分散到统一。这不是几个月而是要几年才能走完的。过渡时期是特点，我们要抓住这一特点，不然会犯错误。由于地区的不平衡，因而又产生了区域性的问题，分权的问题。中国不是联邦，但是带区域性的。这么大的中国，如果过分强调集中，会办不好事。所以在组织形式上不能一下子都集权，一定要授权地方，才能发挥积极性。但中央必须成为掌握政策的司令部，根据过渡时期的特点，统一的方针是：在分区经营的基础上，有步骤有重点地走向统一。他还指出，现在是前方打仗前进，后方搞生产。后方生产，第一是要恢复，支援前方，争取全国胜利。今天还不是转入建设。周恩来在发言中还对金融、交通、工业、城市接收、兵工生产等各方面工作提出了系统的意见。
任弼时也在13日的会议上发了言。他说：“毛泽东同志的报告，提出了一个带历史性的问题，就是从现在起，我们党的工作重心要由乡村转到城市。这次会议，要求全党在思想上认识由以乡村为重心转到以城市为重心的重要意义，没有城市或不能把城市搞好，我们是不可能获得最后胜利的。所谓以城市为重心，基本意思就是依靠工人阶级，恢复和发展工业生产，包括轻工业、重工业和交通运输业等，并组织贸易；城市中的一切其他工作，如市政建设、民众运动、财政金融、文化教育、党的建设等都应服从于工业的发展。”他指出：“我们在政治上、军事上取得独立自主，这已经没有问题，但是还必须在经济上取得独立自主，才能算完全的独立自主。”
在全会讨论毛泽东报告的过程中，李富春、王首道、王稼祥、邓小平、彭德怀、张闻天等许多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也先后发言。李富春、王首道、王稼祥着重讲了工业和城市工作问题。彭德怀在发言中认为，毛泽东的报告是发展胜利，争取新民主主义在全国胜利的纲领性文件；文件指出了防止“左”右的倾向，尤其是这时提出不骄不躁，特别重要。他说，七大以来中央的领导是正确的，这一时期党的领导艺术是很高的，值得学习。他总结了自己两年来在西北战场的领导工作和存在的问题，并提议今后应动员全党着重学习毛泽东的思想、著作，特别是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战略思想，认为这是马列主义中最丰富的部分。
邓小平在发言中说，中央领导正确，领导方法很值得学习。中央领导既高度集中，又真正高度民主，好处是避免或减少犯错误。他还提出要加强中央机构的意见。张闻天的发言，着重谈了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问题。他说，毛主席的报告很好，最重要的是他对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结合运用得好。
在会上，共有27位代表发了言，王明前后发了两次言。正因为代表们发言踊跃，因此会议不得不延期一天闭会。
七届二中全会3月13日结束，毛泽东向全会作了总结讲话。他总结了中共七大以来中央、地方和军队的工作及经验；阐述了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俄国十月革命与中国革命的关系；党委会的工作方法十二条等。他说，凡是自己没有弄清楚或自己不懂的都要先问下级。先做学生，然后再做先生；先向下面请教，然后再下命令。他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的统一，这样提法较好，应该这样提，而不应该像王明的提法，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应用和发展”，这种提法不妥当。我们不要忙于想宽了，要先把中国的事情做好。现在，应该在全国、全世界善于宣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关于党和国家的学说，政治经济学等等。不要把毛泽东与马、恩、列、斯并列起来。关于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的关系，他说，十月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时代人类第一个最伟大的胜利，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倒德、意、日帝国主义是第二个最伟大的胜利，中国革命是第三个最伟大的胜利，历史的次序也是如此。不能设想没有十月革命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而有中国革命的胜利。如果没有十月革命，中国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关于中国由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他说，“毕其功于一役”，我是在流血的革命这一点上说的，就是说，流血的革命只有这一次，将来由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那一次不用流血了，而可能和平解决。但这只是可能，将来是否不流血，还要看我们工作的努力。如果国家（主要的就是人民解放军）和我们党腐化下去，无产阶级不能掌握住这个国家政权，那还是有问题的。至于说“政治上、经济上都毕其功于一役”，那是不能这样说的，王明这样说，那就错了。
七届二中全会是一次夺取全国的胜利的会议，为了把这次重要会议记录下来。会议还安排了晋察冀军区电影队的工作人员对会议进行了新闻记录。
晋察冀军区政治部电影队的队长王洋派当时的工作人员苏河清和他的两个助手韩建文、韩德富一同从石家庄赶到西柏坡拍摄新闻电影片。苏河清后来回忆说，“当时我正在石家庄，要我和两位助手到西柏坡执行一次拍摄任务，当时只知道任务较重，根本不知道开的是那么高级的一次会议。接受任务后，我们就出发了。”那时电影队连马车也没有，就坐着驴车拉着三角架、手摇拍摄机，整整走了一天半时间才来到西柏坡，到西柏坡后他们才知道是为七届二中全会会议服务。多少年后，故地重游，在七届二中全会会址门口，苏河清回忆当年拍摄的情景说：“当时，我们用着一台法国机子，是手摇式的。”他用手指着说，“机子就用三角架固定在这个位置，门口挂着一块白布，代表们从房子后边走过来时，工作人员掀开白布，代表们依次而入。那时还发生了一个小花絮。当贺龙同志走过来时，可能是只顾看摄像机，而忘记门在什么地方，走过门很远了才又返了回来。”在会址内，苏河清回忆说：“当时的会场没有这么整齐，场内没有这么多凳子、椅子，当时都是临时凑起来的，有小凳子、马扎、椅子，规格不一，没有座位签，谁先来谁就坐在主席台前边。毛主席在主席台上讲话，讲完了就坐在主席台右边。主席台上铺着一张虎皮，是林彪从东北带来的。拍摄会场是很困难的。那时不像现在一个人扛着现代化的机子，来回一转就能完事。当时为了拍摄会场下面的场景，我们费尽心思，最后想出一个办法来，在开会以前，我们从会场后门进去，藏在幕布后面，把三角架稳固好后，把幕布拉了个口子，把机头刚好从口子那儿探出去，来回摇着拍。当时屋里光线太暗，胶片感光太慢，便把速度由24改为16，借用西窗射过来的太阳光进行拍摄。所以资料片忽明忽暗，非常不清楚。”胶片在质量上的欠缺的确是一种遗憾，但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记录历史本身的意义已经远远超过胶片的质量，实际上，不管胶片质量如何，这段影像资料已经成为极为珍贵的历史见证，让我们后来的人们能够有幸目睹那个辉煌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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